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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之殤:流亡的國際難民(下)

全文共3327字 | 閱讀需5分鐘
本文系中國國家歷史原創文章,轉載請聯系小編微信號zggjls01,歡迎轉發到朋友圈!
經濟繁榮能夠讓難民接收國更好地包容作為“外來者”“陌生人”的難民,而經濟衰退和經濟緊縮則具有相反的效果。
曠日持

原標題:歷史之殤:流亡的國際難民(下)

全文共3327字 | 閱讀需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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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繁榮能夠讓難民接收國更好地包容作為“外來者”“陌生人”的難民,而經濟衰退和經濟緊縮則具有相反的效果。

曠日持久的中東地區國際難民危機

中東地區是國際難民的最早產生地之一,其難民數量巨大,成為20 世紀國際難民問題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巴勒斯坦問題一直困擾著國際社會。由于巴勒斯坦版圖的變動,阿以沖突加劇,巴勒斯坦難民問題更具爭議性的同時,也影響著整個中東地區的社會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 英國對巴勒斯坦進行了委任統治。但由于宗教、經濟以及各種外部勢力的干擾,英國統治無法繼續,隨后將巴勒斯坦問題提交至聯合國。1947 年11 月29 日,聯合國最終通過了巴勒斯坦分治的決議。

巴以沖突廢墟上的難民雕像

1948 年,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后以色列國建立, 數十萬巴勒斯坦難民不斷流向國際社會,巴勒斯坦難民問題就此產生。僅第一次中東戰爭就造成了70 多萬巴勒斯坦難民,大多數難民逃往周邊的約旦、伊拉克、敘利亞等阿拉伯國家。在巴以沖突的整個過程中,巴勒斯坦一直處于被動地位。巴勒斯坦難民流落到周邊阿拉伯國家后,大部分人得不到妥善安置。很多難民依靠近東救濟工程處發放的食品生存。近東救濟工程處是聯合國設立的特別機構,主要解決巴勒斯坦難民的需求。但仍有大量巴勒斯坦人無法申請到難民資格, 只得自謀生路。有近20 萬巴勒斯坦難民進入總面積只有300 多平方公里、原住居民不到10 萬人的加沙地帶。由于生存空間狹小,土地貧瘠,經濟落后,巴勒斯坦難民只能依賴聯合國難民署和近東救濟工程處生存。據不完全統計,目前仍有500 萬難民等待近東救濟工程處的救援。

Nakba,在阿拉伯語中義為“災難”“浩劫”,特指阿拉伯人尤其是巴勒斯坦人所經歷的這場災難。Nakba 對巴勒斯坦人而言不僅意味著國土淪喪,還意味著夢想的破滅,對突然降臨災難的恐懼,這個詞代表的是一種創傷記憶。在這場災難之前,巴勒斯坦人一直將巴勒斯坦視為樂園、希望之地。但如今家園已喪,故國難回。巴勒斯坦人將每年的5 月15 日定為“Nakba”紀念日(巴勒斯坦災難日),以此來維持一種對家園故國的集體記憶。目前,中東地區沖突不斷升級,恐怖勢力不斷擴張, 巴勒斯坦難民問題難以在短期內得到解決。

巴勒斯坦民眾以游行的方式

紀念“巴勒斯坦災難日”

除巴勒斯坦外,伊拉克也是中東國際難民的輸出國之一。自20 世紀80 年代以來,伊拉克境內的戰爭與沖突不斷,動蕩的社會環境產生了大批難民。貫穿20 世紀80 年代的兩伊戰爭、90 年代初的海灣戰爭、2003 年的伊拉克戰爭,造成了上百萬的伊拉克難民。據聯合國估計,已有470 萬伊拉克人流離失所,約占伊拉克居民的1/6,其中有200 萬伊拉克人逃往他國。許多人選擇在鄰國敘利亞、黎巴嫩和約旦定居,但這些國家沒有難民保護法,同時,在敘利亞的伊拉克難民還面臨著新的戰爭暴力,因此,一些人開始陸續返回伊拉克。時至今日,伊拉克地區戰火不斷, 在摩蘇爾地區仍有數十萬平民被困。伊拉克戰爭爆發后,英美聯軍無法控制全局,最終在2005 年將權力移交給伊拉克政府。但由于國家機器遭到破壞,伊拉克的國內建設一直處于不穩定狀態,這也使恐怖勢力趁機壯大,伊拉克難民問題的解決更是顯得遙遙無期。

1991年4月海灣戰爭期間,伊拉克庫爾德人逃往土耳其

20 世紀90 年代的非洲國際難民危機

中東地區的難民危機主要是宗教矛盾和戰爭造成的,而獨立后的非洲地區的難民問題主要是由種族沖突引發的。曾被譽為“東非明珠”的烏干達,獨立后政局一直處于動蕩之中,黨派斗爭、宗教糾紛、部族沖突不斷。進入20 世紀70 年代后,矛盾不斷升級。1971 年,陸軍司令伊迪·阿敏發動政變,推翻奧博特政府,成為烏干達的軍事統治者。伊迪·阿敏統治期間,政治混亂,經濟凋敝不堪,再加上種族迫害,造成大批國民外逃。1972 年8 月,伊迪·阿敏指責居住在本國的亞洲人是“吸血鬼”,并責令其90 日內離開,由英國殖民者帶入非洲的許多印度和巴基斯坦人聚集的社區遭摧毀,大約有9 萬名亞洲人遭驅逐,其中約5 萬人逃到了英國,一些印度人的穆斯林團體逃到了加拿大,只有小部分人逃回了印度。這些人掌握的財富占烏干達經濟的很大份額,遭驅逐后,他們的財產被沒收,銀行賬戶被凍結, 珠寶被搶走。在烏爾干,有5000 至6000 個亞洲人的公司被政府機構和個人瓜分。直到1986 年,穆塞韋尼執政后,才結束了烏干達長期的混亂狀態,并力促民族和解,協調政派紛爭,化解宗教矛盾,政局才日趨穩定。

1994 年的盧旺達非洲大湖區也出現了難民危機。布隆迪、盧旺達和扎伊爾三國坐落在非洲中部的坦葛尼喀湖和基伍湖沿岸,被稱為“大湖國家”。該地區由于跨界民族的存在,再加上歷史積怨,種族沖突不斷,一直處于動蕩之中。無論是殖民時期還是在獨立后,民族矛盾一直非常尖銳。1994 年,盧旺達和布隆迪兩國總統遭遇空難,引發了兩國激烈的國內動蕩,在盧旺達則直接導致了“盧旺達種族大屠殺”。這場震驚世界的種族大屠殺造成50 萬圖西族人被殺,400 萬人無家可歸, 200 萬人逃往鄰國扎伊爾和坦桑尼亞。在扎伊爾東部的戈馬地區,有著在世界范圍內都算頗具規模的難民營, 在這里聚集著125 萬之多的盧旺達難民。在布隆迪,種族沖突導致70 多萬胡圖族人淪為難民,其中有20 萬人逃往扎伊爾。但由于扎伊爾地區長期戰亂,再加上自然環境等因素,大量難民的涌入使得扎伊爾難民營的食物、飲用水等基本生活必需品非常匱乏。另外,該地區霍亂肆虐,已有近4 萬難民失去生命。此外,難民營實行的軍事化管理進一步激化了本地區的種族沖突。1997年,扎伊爾發生暴動,以卡比拉為首的反政府武裝力量奪取了政權,并將扎伊爾更名為“剛果(金)”。然而新政府掌權不久,在各種因素的作用下,剛果(金)出現叛亂。隨著事態的發展,這場戰火燃遍了整個大湖地區。直到20 世紀90 年代末,戰火才逐漸停息。但由于種種原因, 大湖區難民的遣返工作一直難以進行,而且難民人數仍在不斷增加。

聯合國難民署在南非的帳篷難民營

進入21 世紀之后,非洲的難民問題不但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反而因為地區性沖突,難民人數進一步加大。2003 年年初,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的兩支黑人反政府武裝發動了大規模的反政府武裝活動,這場戰爭導致了20 萬人死亡,250 多萬人背井離鄉,25 萬名難民生活在乍得難民營。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難民危機解決的經驗來看,難民危機的解決,一方面要依靠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縮寫為 UNRRA)、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委員會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 縮寫為UNHCR)等協調下的國際社會的合作,以提供實質性的國際援助。另一方面,難民危機“危”中有“機”,它對難民接收國來說,也不完全都是負擔。從歐洲戰后的成功經驗來看,難民能夠為接收國提供豐富勞動力,促進該國經濟發展。如20 世紀50 年代的西德經濟奇跡, 在很大程度上,就得到該國大量難民勞動力的支持。又如英國根據“歐洲自愿工人”(European Voluntary Worker)計劃,接收了八萬多名各國難民從事農業、礦業、鋼鐵冶煉和輕工業。北歐等國在戰后幾十年里,也接收了數百萬外國工人或“客工”(guest worker)移民。直到1973 年石油危機和隨后的經濟衰退,才停止了這一難民接收浪潮。所以,從世界歷史上成功應對難民危機的經驗來看,應對難民危機的最好辦法,不是建筑圍欄,不是驅趕,也不是不斷加強歐洲邊界巡邏, 而是經濟發展,加強難民與當地居民的融合。

但今天的世界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情況又有許多不同。2008 年美國金融危機波及整個世界經濟,歐盟各國都處在經濟衰退、預算減少、就業率下降的陣痛之中,他們的制造業不再能夠為難民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歐盟委員會中各國的爭吵,聯合國難民署資金和能力的缺乏,讓敘利亞和利比亞的難民危機造成全球性后果。

世界歷史已經證明,經濟繁榮能夠讓難民接收國更好地包容作為“外來者”“陌生人”的難民,而經濟衰退和經濟緊縮則具有相反的效果。只有促進經濟發展、文化包容,減少西方對世界事務的肆意武力干預, 調節各文化群體之間的利益關系,才能妥善解決包括敘利亞難民在內的國際難民問題。

原文摘自《中國國家歷史·拾》(東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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